【教会历史】第三讲：君士坦丁、教义纷争和大公会议
提摩太后书1:13-14：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
初期教会面对很多来自政权的逼迫和挑战。到第一世纪晚期的时候，所有的使徒都死了，大部分都是殉道而死。教会中间流传着很多使徒书信和经文，但是圣灵还没有带领教会对圣经正典达成一致和做出共同的决定。教会之间也没有一个清楚的、大家都同意的教义纲领，也没有信仰告白或者信条来界定何为正统的基督教。教会中也产生了一些分歧，有一些教会领袖开始主张不同的观点和实践，有一些领袖则引入了“新颖的”、毫无裨益的，甚至是异端的教导和实践到教会中。所有的这些混乱都发生在教会的政治地位尚未确定的时期。但是突然到公元312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对基督教阶段性的、残酷的逼迫告一段落，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不但容忍了基督教，而且自己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个改变发生的时候，教会对于自己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困惑，天上的权柄和地上的权柄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看到在基督教发展的最初几百年间，外部的争战和内部的纷争一直威胁着教会，初期基督徒们在恐惧和战兢中活出了他们的信仰。
第一世纪的各种威胁让我们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会的权柄。由谁，或者什么来确定真信仰？初期基督徒依靠的是我们今天所依靠的资源：圣经和信条。上周，我们看到圣经正典是如何得到确认的。本周我们将认识教会的大公会议，我们也会了解初期教会的一些教父和他们对于教义形成的重要作用。
君士坦丁的兴起
在312年，罗马帝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的罗马领袖君士坦丁正在预备与马克森提乌斯展开最后的大战，这也是他迈向皇位的最后一仗。根据君士坦丁自己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他声称他当时正在向“至高的神”祷告，求神赐予他胜利。当他在祷告时，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天空中悬挂着一个燃烧着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凭此征服”。那天晚上，基督在他睡觉的时候向他显现，并且向他展现了凯乐符号（Chi-Rho，希腊语：XP），这是希腊文“基督”的头两个字母。君士坦丁说基督要他将这个神圣记号画在士兵们所有的盾牌上，基督会因此确保他的胜利。当君士坦丁的军队与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在罗马城外台伯河上米尔维安大桥决战时，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被包围，马克森提乌斯在逃跑中落水而死。君士坦丁获得了罗马的皇权，同时宣称他将效忠和事奉这位新的神，他认为是这位神帮助他赢得了战争和皇位。
第二年，君士坦丁发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基督徒有公开敬拜的权利，要求各地政府发还他们的教产和教堂，并且补偿他们在逼迫中所遭受的其他财产损失。他同时也允许基督徒公开地在罗马政府中担任官职。这些命令都给教会带来了极大的释放。君士坦丁自己究竟是不是真正相信基督，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仍然是一个谜。看起来他对基督教信仰的接受更多地是看重背后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利益，而不是真诚地悔改相信。罗马一贯的传统是皇帝为了国家的益处寻求新神的祝福，或许君士坦丁对上帝的认识和他对其他异教之神的认识差不了多少。
君士坦丁并不完全理解基督教的教义，对其实践所知就更少。虽然他不再允许罗马的神庙继续悬挂和敬拜他的画像，但是却继续保留了原有的异教敬拜，并且仍然在引入其他的异教风俗。他同时继续在硬币上保留异教之神的画像，尤其是他所喜欢的太阳神。历史学家猜测他可能把太阳神和基督等同起来。在神学上，他在正统信仰和亚流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认为基督是低一等的、介于神和人之间的受造物），经常取决于哪一方支持的人更多、实力更强大，而不是哪一方更正确。他是一个脾气恶劣的人，他以通奸的罪名处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这个指控是否有效不得而知）。君士坦丁一直拒绝受洗，直到死前才接受洗礼，很有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在生前继续犯罪、纵情声色，或者对洗礼有不正确的认识。在君士坦丁死后，他的继任者们继续在正统信仰、亚流主义和异教之间摇摆，直到第四世纪末，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才下令摧毁所有异教寺庙并且确认基督教为帝国国教。
君士坦丁给教会留下了非常复杂的遗产。一方面，他减轻了对教会的迫害，使基督徒们能够自由地敬拜，他同时也给教会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使基督教信仰得到了公开的尊重。他也用自己的权柄和地位帮助教会解决了很多内部纷争，例如他下令召集了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但是，在他试图驾驭基督的权柄、使之为罗马服务的过程中，他也建立了“皇帝教皇合一”（ceasaropapism）的观点，这是后世政教合一的前身。在他的观点里，世俗的统治者是神所设立的，神同时也授予他教会元首的地位。君士坦丁甚至看自己为“第十三个使徒”。由于国家对基督教信仰的推崇，相信基督成为政治晋升的工具，而不再是信心和悔改的基础。基督教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教会和世界变得越来越像。很多异教的做法开始进入到基督教会的敬拜当中，例如敬拜玛利亚和敬拜死去的圣徒。最后，基督徒甚至从被逼迫者变成逼迫其他信仰的人。在罗马废除异教崇拜之后，罗马官员禁止偶像崇拜者加入军队，判处亚流主义者（反对三位一体的人）和重复受洗的人（多纳徒派）死刑。政府而不是基督，成为了教会的头。这一点应当成为我们今天教会需要小心和防范的。
第四世纪的教父们
除了君士坦丁以外，还有这些第四世纪的教父值得我们认识和记住。
米兰主教安波罗修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在罗马政府极具影响力的教会领袖。他成功地抵制了罗马皇太后贾丝泰娜想要把亚流主义带进教会的企图，后来他还成为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非常亲密的私人顾问。基督教信仰至此终于从三百多年前受逼迫的地位变成了皇帝的座上宾。在米兰主教，一位亚流主义者死掉之后，信徒们自发地拥戴安波罗修成为米兰的主教。这也是早期教会的“会众制”——会众自发地选立他们的领袖，并离弃了亚流主义这一异端。后来安波罗修成为了奥古斯丁的师傅，这是他留给教会最大的遗产。
第四世纪末、第五世纪初最著名的圣经学者是耶柔米，他住在安提阿。耶柔米是一个脾气糟糕并且好斗的人，常常在批评异端的同时也批评自己的伙伴们。在374年，耶柔米去罗马成为教皇达玛苏的秘书。在他担任秘书期间，达玛苏要求他把圣经翻译为拉丁文。达玛苏死后，耶柔米搬到伯利恒居住，并且完成了拉丁文圣经的翻译，我们称之为“武加大译本”。这个译本是天主教会的官方圣经译本。耶柔米同时也写了很多的圣经注释书，是优秀的教师和解经家。耶柔米认为基督化了的罗马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神所设立的文明巅峰。当罗马衰亡的时候，耶柔米的信心受到极大的削弱，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万国之母为何成为坟墓？”
当然，最有影响力的教父就是希波的奥古斯丁了。奥古斯丁不仅仅是他所在的时代最伟大的基督徒思想家，而且由于他的先知性、他的优秀和洞察力，他应该也是教会历史上直到今天都无出其右的伟大神学家。我们可以说，今日世界的神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都被他的思想所影响和塑造。奥古斯丁于354年出生在现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小镇里，他的青少年时期是沉沦在世俗享受中、声色犬马的生活，他甚至还有一个私生子。多年的思辨和属灵追寻最后使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了基督成为他的救主。这给他带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在他所写的《忏悔录》这本基督徒灵修经典著作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转变：
我灵魂深处，我的思想把我的全部罪状罗列于我心目之前。巨大的风暴起来了，带着倾盆的泪雨。……我向你说了许多话，字句已记不起，意思是如此：“主啊，你的发怒到何时为止？请你不要记着我过去的罪恶。”我觉得我的罪恶还抓住我不放。我呜咽着喊道：“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吗？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
我说着，我带着满腹辛酸痛哭不止。突然我听见从邻近一所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我分不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的声音——反复唱着：“拿着，读吧！拿着，读吧！”……我急忙回到阿利比乌斯坐的地方，因为我起身时，把使徒的书信集留在那里。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我读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
在回顾自己早年的叛逆和挣扎的时候，奥古斯丁不仅认识到了人生中的意义，而且还意识到了整个人生的价值所在。他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心焦躁不安、没有安息，直到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安息。”
奥古斯丁在安波罗修门下学习，也正是在那里他进一步地从哲学角度去思考信仰的真理。在担任北非希波地区的主教之后，奥古斯丁沉浸在对神学和哲学的进一步学习之中。这并不是说他喜欢躲在学术的象牙塔中，而是作为一个牧师，他看到错误的教导和错误的神学给信徒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混乱和困扰。例如，有一个信徒群体叫做多纳徒派，他们竭力地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完全圣洁纯全的教会，他们教导说如果任何一个圣礼——洗礼或者主餐——不是由一个无可指摘的、圣洁的牧师执行的，就是无效的。这导致了圣礼的有效性不是建立在神和神的话语之上，而是建立在执行圣礼的神职人员之上。这也让很多基督徒感到焦虑和失去安全感，甚至进入信仰危机，因为他们发现当初给自己施洗的人现在犯罪了、或者跌倒了，他们就不能够确认自己的洗礼是否有效，他们也因此怀疑自己的救恩。或者他们开始对教会的神职人员吹毛求疵，生怕影响自己的得救。为了反对多纳徒派的错误观点，奥古斯丁教导说是神建立和掌管圣礼，只要圣礼在执行时是按照神的命令而做的、奉着神的名、做在真信徒的身上，它就是有效的。
奥古斯丁最著名的论战是在反对伯拉纠主义上。伯拉纠是不列颠的修士，他的教导被他的跟随者传播到北非。伯拉纠反对原罪论，主张说人生来的本质是好的，借着人自身的努力可以得着成全和完美。它带出的一个结论是说，既然我们不是真的罪人，那么我们也不需要一个真救主。所以基督并不是在我们的地位上代替我们而死，而是成为一个我们应当效法和跟随的榜样。【注意：虽然伯拉纠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异端，但是今天仍然换一个形式存在。例如看耶稣为道德主义榜样或者革命家的自由主义基督教、“财富与成功”的成功神学、摩门教、基督教科学派，等等】为了回应伯拉纠主义这一异端，奥古斯丁首先依靠圣经，其次倚靠他自己的经历——他曾经是一个可怕的、悖逆神的罪人，后来却依靠神的恩典而得救。奥古斯丁辩称，人类不但作为亚当的后裔生来有罪，而且人不可避免地选择犯罪，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拯救自己。惟有透过上帝主动的施恩，我们被拣选、得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这一白白的礼物，以至于我们能够悔改并且信靠基督。
奥古斯丁最著名的著作是《上帝之城》。当时罗马城已被蛮族攻破，人们把罗马帝国的衰退归咎于基督徒之离弃传统多神宗教。奥古斯丁觉得有必要著书回应此攻击，也是为了安慰像耶柔米这样因为罗马衰亡而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于是提笔写作此书，时当公元413年。奥古斯丁在书中说明，罗马的衰退是肇因于道德的衰退；基督教不但不是罗马衰退的原因，反而有助于道德的提升。但基督徒所归属的不是罗马帝国或任何地上之城，而是上帝之城。地上之城与上帝之城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前者人民的共通点在于对自己的爱，后者则是结合于对上帝的爱和因此而生的对彼此的爱。在对比这两个城从起源到结局的过程中，他对人类的群体生活有深入的讨论，也建构了基督教的历史观。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同时身处两座城，也是这两个城里的好市民，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两座城混为一谈。天国不被地上的国所束缚，正如基督徒不能自己完成自己的救恩，我们也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真正的家乡是在那将来天上的国里。
四个问题，四次大公会议
在初期教会，教会确认和建立自己的信仰的方式是透过信条。正如我们上周所讲到的，初期基督徒们会在受洗之前被要求背诵一些简单的信条，来宣告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抵挡异端。最早的信条是使徒信经，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使徒信经是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在公元后110年写的。
随后，教会中间产生了其他的挑战和新的观点，从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教会举行了四次大公会议来解决教会当中的神学争议，也同时解决一些政治性的议题。这四次大公会议是要分别处理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是和耶稣基督的本质有关的。第一，基督是神吗？第二，基督是人吗？第三，如果我们对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如何联合的？第四，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或词汇来描述基督？
1. 尼西亚会议（325年）
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这一争议是从318年开始的，当时亚历山太城首先陷入这一可怕的争论当中。亚历山太的一位长老亚流，因为深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也高举圣父神性的超越性，开始主张说耶稣是受造的，而不是在永恒中就存在的，也不拥有像圣父那样的神性。亚历山太的其他长老，以及主教亚历山大和亚他那修都反对这一错误的观点，并捍卫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教义。在321年，亚历山太召开了一次主教会议，在会中主教们谴责了亚流的观点，并免去了他长老的职务。然而这一会议并没有解决争端，反而加速了争端的扩张。亚流的口才相当地好，同时极具个人魅力，他赢得了教会中很多领袖和信徒的支持，情况并没有因为主教会议而变好。最后，皇帝君士坦丁在写信给双方试图“和谐”两方的观点未果之后，决定使用他的权力（作为教会的元首）在尼西亚召集一次全国性的主教会议来解决这一冲突。尼西亚是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一个小城。君士坦丁本人更同情亚流主义，然而他其实并不在乎神学的正确性，他在乎的是教会的合一和社会的和谐。亚历山太学派的亚他那修在会议上极力为“圣子与圣父同质”这一重要观点而辩护，成功地说服了所有的参会者和皇帝本人。亚流在会议上被免职和绝罚，大会形成了一个信条，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诵读的、代表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尼西亚信经》。
亚他那修为正统神学的辩护是基于三个前提的。第一，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圣经中很多的经文都在教导基督的神性。其次，从救恩的逻辑上说，既然基督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神与人得着合好，基督就必须有完全的神性。第三，很多基督徒的经历见证也支持基督的神性。历代以来信徒都是奉父、子和圣灵的名而受洗的，也向基督献上祷告。所以信徒们都支持亚他那修的观点，因为亚流主义显然和他们所经历、所认识到的基督教信仰不同。虽然有不少神职人员受到亚流主义的影响，但是大部分的信徒都拒绝了这一异端。英国作家鲁益师在称赞亚他那修的时候尖锐地指出，“他站出来为三位一体的教义而辩护，毫不迟疑、坚定不移，尽管当时看起来好像整个文明世界都从基督教信仰退后进入了亚流主义的异端，包括了他们当中很多优秀的神职人员。”
有一位基督教历史学家这样评论：“亚流主义是基于单一神论的逻辑而推导出来的，在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历史上，这种错误反复地出现，这种错误的本质是试图要把神所启示的真理塞到当时社会认为‘合理’的框架里面去。”【亚流主义今天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当中，例如耶和华见证人就持有这种观点。】我们要记住，我们对基督位格的认识是建立在神自己的启示——也就是圣经——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当时当代所认为的“合理”之上。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基督徒信仰的不同部分都被当时的世代堪为“不合理”、“缺乏理性”，有的时候是基督的神性、有的时候是三位一体、有的时候是圣经论、有的时候是创造论、有的时候是人人受造而平等，也有的时候是一男一女的婚姻。今天的世界可能反对圣经所教导的地狱、排他性的唯独基督、神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圣经的婚姻观，等等。
2. 君士坦丁堡会议（381年）
君士坦丁死后，尼西亚会议所得出的结论又开始引发新的问题。尼西亚会议确认了基督是完全的神，然而新的异端群体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有一个亚波里拿留所带领的团体主张亚波里拿留主义（Apollinarians），也就是否认基督有人性和人的灵魂，因而带来了有关基督人性的问题。与此同时，另一个团体主张“圣灵受造说”（Pneumatomachians），认为圣灵并不具有完全的神性。他们的异端教导和奇怪的名字——人们一般不太会想加入一个自己连名字都无法发音的团体——使得他们没能吸引多少跟从者。381年召开的君士坦丁堡会议认定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确认了三位一体中三个位格都有完全的神性，也确认了基督有完全的人性。这一会议同时对尼西亚信经做出了细微的修改，我们今天所读的尼西亚信经就是修改后的版本。基督教历史学家乐马可（Mark Noll）指出，“尼西亚信经代表着教会在选择人的智慧还是神的智慧这件事上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人的智慧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人的智慧根本就不是智慧，而是神所看为愚拙的。
君士坦丁堡会议也标志着亚流主义的彻底失败。虽然尼西亚会议已经否定了亚流主义，但是亚流主义仍然存在在教会中，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很多人。因为君士坦丁的继任者君士坦丁二世支持亚流主义，所以亚他那修在尼西亚会议后五次被放逐，因为罗马皇帝在基督教信仰、亚流主义和异教崇拜中来回摇摆。很多亚流主义的神学家重新回到主教的位置上，有些人甚至成为皇帝的顾问。从一个方面来说，亚流主义也触及了政教关系的问题。主张亚流主义的皇帝和亚流主义的跟随者们常常操纵政府权力进入到教会里面，他们说，因为圣父在圣子的权柄之上，所以国家在教会的权柄之上。基督徒们反对这种说法，教会应当是自主的，尤其在属灵的事务上教会不应当受到国家的支配。米兰主教安波罗修有一个做法是一个绝佳的诠释。他曾经拒绝了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主餐，直到狄奥多西在那件具体的事情上认罪和悔改。【举例：艾森豪威尔和埃尔森牧师，某总统候选人最后未能加入国会山浸信会。无论你认为自己有多重要、工作有多忙碌、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你首先应当委身于一个地方教会，并且顺服教会的权柄。】
3. 以弗所会议（431年），双城记
在基督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被确立以后，很多人认为教会终于可以停止纷争、和平发展了。然而这一盼望却落了空。如果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那么第三个问题就产生了：这两个本质如何并存呢？这一问题给东方教会带来的困扰尤其的大，因为西方教会正在把精力放在对付异教入侵上，而且西方教会并不像东方教会那样热衷于纯粹的哲学思辨。这个问题虽然听起来很理论，但是却很重要。在东方教会出现了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分别出自两个城市，他们带来的分裂不但是学术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一个是安提阿学派，强调基督的人性，主张说这两个本质是截然不同的、在基督的位格中松散地连接在一起。另一个是亚历山太学派，强调基督的神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们会忽视和减弱基督的人性。
在428年，聂斯多留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聂斯多留是在安提阿学派的教导下成长的，他主张说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互相脱离的，他也无法相信基督的神性是受造的，也无法接受基督的神性被钉了十字架。他说，“神不是一个小婴孩。” 亚历山太的主教奚利尔激烈地批评他，并且指控他为异端。奚利尔认为基督的两个本质是高度合一的，他认为聂斯多留的观点会带来二元论或者基督本质的二分。他的观点是，如果聂斯多留是对的，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完全分开的，而被钉十字架的仅仅是基督的人性，那么单单人的受苦和死亡不能够成就救恩。皇帝于是在431年召集主教们在以弗所开会，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奚利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先到了以弗所，在聂斯多留的支持者们到达之前就率先召开了会议，并且立即宣布聂斯多留被绝罚。一报还一报，所以当安提阿主教约翰抵达以弗所的时候，在城市的另一头开了另一个会议，宣布他们自己才是真大公会议，并且绝罚了奚利尔。为了反击，奚利尔召开的会议掀起了又一波绝罚，这次出名的是主教约翰和其他的安提阿学派的主教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为了避免无休止的互相绝罚最终介入了以弗所会议。他逮捕了奚利尔和约翰，宣布双方作出的绝罚均为无效。从神学上来说，皇帝更支持亚历山太学派，他流放了聂斯多留，会议确定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不能分割，确定玛利亚所生为形作耶稣的天主，因此是名副其实的“上帝之母”。另外，此会议同时将伯拉纠主义（主张“无原罪，自由意志”）斥为荒谬主张。最后，会议确认第一次公会议和第二次公会议的决定，认为《尼西亚信经》是完整的，任何更改是不允许的。此
会议的结果没有超过《尼西亚信经》的决议。
4. 迦克墩会议（451年）
以弗所会议所形成的结论相当混乱，几乎没有达成什么有意义的共识。虽然以弗所会议确认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并存，但是如何描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问题。几年之后，这一纷争死灰复燃。在主后446年，君士坦丁堡有一位修士名叫欧迪奇，他主张说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有人性和神性了，而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混合在一起，基督的人性被神性所吸收，就像一滴水被大海吸收了一样。所以，耶稣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完全的神，也不是完全的人。狄奥多西在449年再一次地召集了大公会议来解决这个争议。亚历山太的主教狄奥斯库若一世这次支持欧迪奇，他给了皇帝很多黄金并且纵容他的修道武士们恐吓与会者要服从他的主张，更令他们殴打君士坦丁堡牧首夫拉维亚（Flavian），因为夫拉维亚在448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中曾将欧廸奇定罪。罗马主教里奥给第二次以弗所会议写了一封信，捍卫基督二性论，他们连读都不读。狄奥斯库若在第二次以弗所会议上宣布正统的基督二性论为“异端”，并且认为持有基督二性论的人不能够担任神职人员。因此，罗马主教里奥称第二次以弗所会议为“强盗会议”。混乱、分裂和异端给教会带来极大的威胁。
在这个混乱而充满转机的历史时期，一匹笨马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说的不是一匹黑马，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匹真正的马。在第二次以弗所会议之后的第二年，皇帝狄奥多西所骑的马突然失脚，皇帝从马上摔下来并且折断了脖子死了。继任的新皇帝同意正统派的基督二性论观点，并且在451年召集了一个新的大公会议，就是迦克墩会议。迦克墩在君士坦丁堡的海峡对面。在这次会议上，罗马主教的信被宣读，里奥的观点被接受，他的措辞是基督是一个位格，这一位格“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 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不仅如此，里奥把基督论联系到救恩论上，正因为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胜过了死亡，魔鬼原本在死亡之上的权柄被摧毁了。我们本不能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除非那位罪不能玷污、死亡不能抓住的主成为我们的样式。”
迦克墩会议确认了正统的基督论，而迦克墩会议没有说的也同样重要。一方面，迦克墩会议捍卫了正统的基督论：一个位格，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同时迦克墩会议抵挡了人里头那种想要清晰定义不可清晰定义之事的诱惑。使徒保罗多次把福音描述为“奥秘”，奥秘的核心就是神怎样成为人。为什么这么多初期教会的重要人物后来都陷入错误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想越过圣经已经启示的去理解基督。神使用了迦克墩会议拒绝这些诱惑和错谬，确认合乎圣经的基督论，并且阻止我们越过圣经、单纯靠着哲学思辨去认识基督。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迦克墩会议加速了教会的分裂。虽然东方教会接受了迦克墩神学，他们同时也对西方教会有了更大的不满，尤其是罗马教会自迦克墩会议之后自认为具有最高权柄。虽然正式分裂在六百年之后才发生，但是分裂的种子却在迦克顿会议之后就埋下了。
总结
在第二讲，我们看到教会如何渡过了逼迫，我们对自己说逼迫过掉、教会被接纳之后就好了。但是逼迫的结束反而给教会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会。随着基督教会的数量增长，教会也借用领袖们、著作和大公会议清晰地告诉世界基督教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这些不仅仅是神学思辨而已，因为在这四次会议上所讨论的基督论直接影响到三位一体和救恩论。我们在这段历史中看到神信实地保守祂的教会，胜过了各样的挑战和错谬。我们同时也看到圣经的重要性，直至如今，圣经都是治理教会和引导我们生活的最高标准。
作者：国会山浸信会众长老
用圣经视野和实用资源装备教会领袖
进而通过健康的教会向世界彰显神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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